文革期间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康生一伙诬蔑为叛徒，被关进了北京监狱。
赵健民被关押后，在屋内来回走动，大口大口地吐气。负责看管他的解放军战士叫齐运岭，他看见赵健民大口大口地吐气，心想：这个人怎么与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受了太多的冤枉？
一天，轮到齐运岭值班，他就鼓起勇气问赵健民你是哪个省的。赵健民望着这张稚气又纯朴的面孔，笑着回答，我是云南的。齐运岭又问，你不要怕。这里没有别人，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赵健民很认真的回答说，我绝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齐运岭相信了这话。就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助，我可以帮你办。赵健民听了心头一暖，就像在黑夜里见到了一米亮光。他连忙向齐运岭讲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叫赵健民，山东冠县人。在云南省工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因为受到迫害和诬陷才落难到这里。
从齐运岭口中，赵健民得知，这里是北京西半壁店卫戍区的一个单位，专门负责看管大走资派、叛徒、特务。这排平房东头第一号关着刘澜涛，第二号是习仲勋，第三号是王任重，第四号就是他自己。通过交谈，他也知道这位小战士叫齐运岭，安徽省砀山县人，贫农出身，1965年参军，已经算个老兵了。
赵健民对齐运岭说，眼下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和小女儿，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回到了山东单县。齐运岭听了，就说，你写个信，我给寄去。赵健民听了，很是感动，他知道这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又顾不了许多，就匆忙写了封短信，交给了齐运岭。齐运岭就来到邮局，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把信寄到了山东单县终兴公社杨庄大队赵健民的岳父家。不久，赵健民就收到了妻子的回信，当赵健民从齐运岭手中接过来信时，双手颤抖，眼圈湿润了，家书抵万金，此时此刻，身陷囹圄的赵健民得到了心灵的慰籍。
经过两个月的接触、交谈，齐运岭认为赵健民是个好人，赵健民也认为齐运岭是个好青年，不是那种跟着喊口号，落井下石的人。当齐运岭看到赵健民为了申诉信无法寄出，急得团团转时，就说，你把信整好，我给送去。赵健民明白，这比偷着寄家信，更为冒险，考虑良久，还是答应了。于是，齐运岭又帮助赵健民出了五封申诉信。
后来，帮忙寄信的事泄露了，齐运岭就被抓了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突然失去了自由，痛苦万分。部队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开除军籍团籍，遣返老家监督改造。回到家乡的齐运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受尽了人间的白眼，恋爱对象也吹了，行动处处受管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就在煎熬中苦度日子。
1969年春，赵健民的儿子知道齐运岭的遭遇后，千辛万苦凑了一百块钱，骑着自行车，从山东单县用了一天一夜，赶到安徽砀山县齐运岭的家中，这让齐运岭十分感动，他知道，曾经帮助过的人，没有忘了他。
1978年，赵健民获得平反后，他没有忘记在危难之中帮助过他的恩人齐运岭。他立即致信北京军区司令员兼中央军委委员秦基伟和北京卫戍区党委，要求为齐运岭平反。
赵健民的信发出后不久，北京卫戍区某部派人来到砀山，宣布为齐运岭平反，决定把1968年８月开除军籍，改为复员。齐运岭得到平反后，赵健民又致信北京区司令员潘焱，要求为齐运岭安排工作。后来，齐运岭被安排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二五研究所，再后调到砀山县水利局工作。
1978年４月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历经十年磨难的赵健民和齐运岭这一对患难之交，在山东单县重逢了。这是一次正义与良知、感恩与传承的聚会。赵健民感谢齐运岭在危难时刻，伸手相助。齐运岭说，你们没有忘了我，证明我对了。
是啊，即使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善良人的悲悯情怀仍未泯灭。就是刀枪斧钺，也难斩尽杀绝。
赵健民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守信念、顽强不屈的意志值得人们敬佩，但他知恩图报，不忘初心的举止，同样让人赞叹。
我们见惯了过河拆桥、有恩不报的人。这些人总认为别人帮助也是应该的，一旦自己翻身了，就把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扔到了脑后，不懂感恩，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有未来。
悲悯之心与感恩之心是一棵树上的花与果，二者是相通共生的。悲悯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做好事不一定要求回报，但懂得感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报他人，同样是一种正能量。
感恩才能有未来，感恩才能走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