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妻子总在耳边说,别再写杂文了,有时间斗斗地主,也比弄这强。出力不讨好,还找事。妻子说的没错,这年头,干啥都比写杂文强。就是洗脚扫马路,端盘子送快递,只要干的好,就能当模范受表扬,还能弄个代表委员当一当。唯独杂文不能,啥好事也轮不上杂文,总是灰不溜丢靠边站。就这阔人老爷们还总拿白眼翻你,一会儿要跨省呀,一会儿要严打呀,弄的你就像个干坏事的。
尤其叫人难堪的是,杂文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少,有些报刊公开宣称不发杂文。更叫人奇怪的是,物作飞涨,萝卜白菜都在涨,唯独杂文的稿费在下降。过去在市报上发一篇,稿费50元,现在能给20元就不错了。有的报刊发表了,一分钱也不给,有的还打电话向你要版面费。辛辛苦苦,点灯熬油,鼓捣一篇,就是发表了也不给稿费,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真不如斗地主痛快,就是挂点小彩,也能赢个十块八块。
杂文越来越不景气,红红火火的杂文选刊,变成了时评选刊,打开杂志一年,百分之七十的文章是时评。由此可见,写杂文的越来越少,写时评的越来越多,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坚守杂文呢?确实令人犹豫、彷徨。就像农民工不去广州打工,在家里守望土地一样,只能忍受贫穷和无奈。
我曾经试着听从妻子的建议,不再摆弄这劳什子了。吃了饭就去和邻居们斗地主,叉麻将,吆喝吆喝,又说又笑。一天下来,赢了十块八块很高兴,输了十块二十也高兴。然而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是在消磨时光,空落落的。
不斗地主了,骑上自行车,到大街上,瞎逛去,东瞅瞅西看看,出了一身汗,跑着玩也很痛快。但夜深人静时,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还是空落落的。
我曾经问过自己,除了写杂文,你还会干什么呢?说实话,这话不好答。自己真的干不了啥。你说做买卖吧,一是没本钱,二是远近道路也不知道,三是算盘戥子不会用。一毛钱的葱、两毛钱的蒜,常常和小贩掰扯不清。干点技术活吧,扳子钳子不会拧,家里有点技术活,还要请人干。有一回,家里水龙头坏了,自告奋勇修一回,还漏水。妻子总结说,你干啥啥不中,啥啥不成,就会写点小杂文。
这话不中听,但也认了。虽然写杂文不名一文,虽然风雨满天,虽然坎坷曲折,但我仍然坚守自己的爱好,再苦也不想放弃。我对妻子说,你看那些喝酒打牌,唱歌跳舞的,整天忙个不闲,大小算个爱好。我写杂文,你只当是斗地主去了,好歹也算个爱好吧。妻子无奈说,你这个爱好,尽是找苦吃。
既然杂文这么不招人待见,为啥还要苦苦相随,不言舍去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性格使然。柿了红在技头,红薯红在土里,性格决定命运。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也没发财的本事,只能鼓捣点这东西。
写杂文的,总喜欢批评别人,而不喜欢批判自己,总喜欢扳起面孔教训别人,而忘了解剖自己,而后者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的杂文,在无情地解剖社会时,首先是无情地解剖自己。所以先生的杂文,顶天立地,万代传诵。而再看看眼下林林总总的杂文,苍白无力,无病呻吟,导章摘句,小情小调。读者远离杂文,这怪不得别人,除了客观环境,只能怪作者自己。
讲真话是杂文的生命,而讲真话是要会出代价的,像张志新那样,宁愿被割断喉管也要讲真的,毕竟是少数,自少我是做不到的。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少讲假话,或者不讲假话,只有这样杂文才有未来。
即使这样,杂文也不是谁都能写,谁都愿写,谁都敢写的。杂文是勇敢者的艺术,写杂文的毕竟是少数人。前些年,省作协的领导,到我所在的城市调研,一位市领导拍着胸脯说,我们这里没有写杂文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是,我们这里莺歌燕舞,其乐淘淘,哪里还有写杂文的呢!
我们只有这一生,怎样渡过,别人可以为你安排,也可以随大流。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快乐的。毕竟,善待自己,才能听从内心的呼唤。
谁也代替不了自己吃饭,代替不了自己睡觉,更代替不了一个人的思考,我们只有这一生。
我满怀信心的对妻子说,不打牌了,还想写点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