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妻子总在耳边说，别再写杂文了，有时间斗斗地主，也比弄这强。出力不讨好，还找事。妻子说的没错，这年头，干啥都比写杂文强。就是洗脚扫马路，端盘子送快递，只要干的好，就能当模范受表扬，还能弄个代表委员当一当。唯独杂文不能，啥好事也轮不上杂文，总是灰不溜丢靠边站。就这阔人老爷们还总拿白眼翻你，一会儿要跨省呀，一会儿要严打呀，弄的你就像个干坏事的。
尤其叫人难堪的是，杂文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少，有些报刊公开宣称不发杂文。更叫人奇怪的是，物作飞涨，萝卜白菜都在涨，唯独杂文的稿费在下降。过去在市报上发一篇，稿费50元，现在能给20元就不错了。有的报刊发表了，一分钱也不给，有的还打电话向你要版面费。辛辛苦苦，点灯熬油，鼓捣一篇，就是发表了也不给稿费，等于瞎子点灯白费蜡。真不如斗地主痛快，就是挂点小彩，也能赢个十块八块。
杂文越来越不景气，红红火火的杂文选刊，变成了时评选刊，打开杂志一年，百分之七十的文章是时评。由此可见，写杂文的越来越少，写时评的越来越多，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坚守杂文呢？确实令人犹豫、彷徨。就像农民工不去广州打工，在家里守望土地一样，只能忍受贫穷和无奈。
我曾经试着听从妻子的建议，不再摆弄这劳什子了。吃了饭就去和邻居们斗地主，叉麻将，吆喝吆喝，又说又笑。一天下来，赢了十块八块很高兴，输了十块二十也高兴。然而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是在消磨时光，空落落的。
不斗地主了，骑上自行车，到大街上，瞎逛去，东瞅瞅西看看，出了一身汗，跑着玩也很痛快。但夜深人静时，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还是空落落的。
我曾经问过自己，除了写杂文，你还会干什么呢？说实话，这话不好答。自己真的干不了啥。你说做买卖吧，一是没本钱，二是远近道路也不知道，三是算盘戥子不会用。一毛钱的葱、两毛钱的蒜，常常和小贩掰扯不清。干点技术活吧，扳子钳子不会拧，家里有点技术活，还要请人干。有一回，家里水龙头坏了，自告奋勇修一回，还漏水。妻子总结说，你干啥啥不中，啥啥不成，就会写点小杂文。
这话不中听，但也认了。虽然写杂文不名一文，虽然风雨满天，虽然坎坷曲折，但我仍然坚守自己的爱好，再苦也不想放弃。我对妻子说，你看那些喝酒打牌，唱歌跳舞的，整天忙个不闲，大小算个爱好。我写杂文，你只当是斗地主去了，好歹也算个爱好吧。妻子无奈说，你这个爱好，尽是找苦吃。
既然杂文这么不招人待见，为啥还要苦苦相随，不言舍去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性格使然。柿了红在技头，红薯红在土里，性格决定命运。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也没发财的本事，只能鼓捣点这东西。
写杂文的，总喜欢批评别人，而不喜欢批判自己，总喜欢扳起面孔教训别人，而忘了解剖自己，而后者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的杂文，在无情地解剖社会时，首先是无情地解剖自己。所以先生的杂文，顶天立地，万代传诵。而再看看眼下林林总总的杂文，苍白无力，无病呻吟，导章摘句，小情小调。读者远离杂文，这怪不得别人，除了客观环境，只能怪作者自己。
讲真话是杂文的生命，而讲真话是要会出代价的，像张志新那样，宁愿被割断喉管也要讲真的，毕竟是少数，自少我是做不到的。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少讲假话，或者不讲假话，只有这样杂文才有未来。
即使这样，杂文也不是谁都能写，谁都愿写，谁都敢写的。杂文是勇敢者的艺术，写杂文的毕竟是少数人。前些年，省作协的领导，到我所在的城市调研，一位市领导拍着胸脯说，我们这里没有写杂文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是，我们这里莺歌燕舞，其乐淘淘，哪里还有写杂文的呢！
我们只有这一生，怎样渡过，别人可以为你安排，也可以随大流。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快乐的。毕竟，善待自己，才能听从内心的呼唤。
谁也代替不了自己吃饭，代替不了自己睡觉，更代替不了一个人的思考，我们只有这一生。
我满怀信心的对妻子说，不打牌了，还想写点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