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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平:怕开会的钱钟书

侯国平5个月前 (07-18)文章3296

1987年,华中师大召开纪念会,纪念本校著名教授钱基博先生诞辰100周年。华中师大学报打算出《纪念钱基博先生一百周年专辑》,为此,专门给钱钟书先生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与支持,并隆重邀请他光临纪念会。


邀请函寄出后,没有回音,连去几封信后,钱钟书才回信表示婉谢,信中说:


奉读惠函,不胜惶悚,前叠得彭祖年先生来信,道追念先君事,为人子者感刻心骨。而七月以还疾病缠身,迄今五旬,尚未痊可。痰嗽失眠,心身俱惫,以是迁延,未能报命。尚乞垂体下情,许其免役。专此奉复,诸维谅宥。


不管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一个老人有点病是很正常的。以此为理由,钱钟书辞去了参会的重任。钱钟书对华中师大为纪念他父亲而编写纪念文集并不热心。事实上,他也从未发表过纪念自己父亲的文章。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名利的淡漠态度。同时,他对当前流行的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学术会,也深为不满。他在给华中师范大学友人的信中,曾说过自己不热心也不参加这种会的原因。


钱钟书说,盛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贴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配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这冤钱。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概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笑。


钱钟书怕开会不光是怕开作为贵宾 去参加的纪念会,座谈会。就连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念书看报,也是被逼无奈很不情愿的。只不过是单位组织的学习,他却不敢不参加,因为不怕官,就怕管,单位组织的学习往往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夏天,钱钟书得到母校清华大学聘请,8月26日重返清华,开始为新中国工作。


1950年1月,在清华大学教授住宅区,记者、作家黄裳应吴晗先生邀请到清华园玩,便采访了钱钟书。黄裳问起他的生活情况。钱钟书说,解放以来,学校气氛很活跃,师生们热情很高,气象焕然一新,但是各种会议太多,耽误了不少教学时间。大学生忙于宣传活动,太多的活动影响了课堂教学。这些学生文学修养不高,对文学兴趣也不大,就是喜欢开会搞活动。言语之中,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于会议太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早期的钱钟书还是敢讲一些真话的。


但是,钱钟书又提出一个意见,在报道时,不要把诸如开会太多之类的话说出去,以免招来谤议。黄裳也照办了。这篇《槐聚词人》的报道,一直积压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以后,黄裳才以《槐聚词人,一篇积压三十年的报道》与读者见了面,当时也算是万幸,如果把钱钟书埋怨会议太多的报道刊登出来,到了反右和文革时期,后果将不堪设想。


喜散不喜聚,这性格有点象大观园的林黛玉,黛玉毕竟是大观园里首屈一指的诗人和评论家。钱钟书也不逊色,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两人何其相似尔尔。文学是个体劳动,不能集体生产,动不动就开个会,千军万马齐上阵,热闹归热闹,毕竟不是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


为躲避政治缄口不言。由年轻时的任意藏否人物,到沉默无语。他告诫友人,举除简斋“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宁”为喻,与友人共勉。即使这样,还是在劫难逃,文革来了,他还是被冲击得体无完肤。


改革开放后,钱钟书声名鹊起,钱学大行其道。但他还是不改初心,不喜欢开会,躲进小楼做学问,面对雪片飞来的会议邀请函,仍是不理不睬。他做了多年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连一次会议也没开过。当了多年的政协委员,一次会议也没开过。


不喜欢开会,是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表现。但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不肯为自己民族的自由获得发一声,进一言,这就叫人唏嘘不已。面对威权,明哲保身是无可指谪的。但知识分子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也令人警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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