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间，上海西藏路二十一号是一家名为爵禄饭店的宾馆，一位神秘的客人，悄悄地入住在这里。他就是李立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想在上海搞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要在这里会见鲁迅。
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在文坛和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李立三希望鲁迅能够挺身而出，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此时的李立三已经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想像之中，鲁迅手擎大旗，振臂高呼，带领着游行队伍，向前走，那场面激动人心，热血沸腾。
按照约定的时间，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来到爵禄饭店，潘汉年和李立三早在这里等候。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李立三首先自我介绍，我叫李立三，对先生仰慕已久，接着又讲到准备在上海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以展示革命的力量。他说先生在中国文化界德高望重，为亿万进步青年所敬仰，如若是先生能亲自参加，其影响则非同一般。鲁迅闻言后，面无表情。李立三接着说，为确保先生的安全，我们会派专人保护，而且还可以给先生发支手枪，以防不测。
听完李立三的这番话，鲁迅这次才慢慢说，我不会打枪，要打枪可能打不到敌人，反而打了自己人。鲁迅这话听起来很幽默，像小品，但实际上却蕴含着一种道理。鲁迅是不赞成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行动，而且还是拿着进步青年的生命去冒险。
不要枪也可以，但是希望先生能够走上街头，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李立三还是继续努力着。
鲁迅先生很严肃的说，李先生恐怕还不知道，我是历来主张壕堑战的，我不是赤膊而上的勇士，中国革他也不能一朝一夕便得成功，需要我们去韧战。鲁迅说话的语气不重，但掷地有声。他并不接受李立三的邀请。并且对左联经常组织青年上街游行，飘撒传单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因为那党组织安排的，他不便多批评，但如今轮到了自己头上，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做那种事的。
李立三见鲁迅不愿意参加游行示威，就退而求其次。他说，既然先生不同意上街，我们不能勉强。那么能否请先生发表一篇宣言，批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先生的咸望，这将会产生极大影响。
鲁迅说，发表一篇宣言并不难，然而这对中国革命究竟有多大好处，这在难说。而我从此在中国就住不下去了。
李立三并没有了解鲁迅的真实想法，仍然坚持劝鲁迅先生，中国住不下去，就到外国去。黄浦江上有许多外国船，我们可以帮先生登上那些船。
鲁迅就有些不高兴了，说，那岂不是像郭沫若先生那样在外国当寓公了。而在中国我还是可以打一枪两枪的，只不过用笔而不是用手枪，我还只能用笔。
李立三说，在外国也可以写文章嘛。
鲁迅说，那就不一样了，离开了土壤，国内的读者就少，就像隔靴搔痒，没有丝毫的战斗力了。
李立三非常的失望，但对鲁迅这样倍受大家尊敬的文学大师，他又不便过于要求，因为，鲁迅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他不能下命令，所以仍然表现得恭恭敬敬。
鲁迅先生始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肓目地冲冲杀杀。他说过，战斗当前首先要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他主张战斗，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无谓的牺牲越少越好，我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面对白色恐怖，奋然抗争时，仍然心存对生命的敬畏，这是何等灿烂的人性光辉啊。
面对左倾路线的肓动和蛮干，鲁迅表现出不满和抵制，他没有高举大旗走上街头，也没有手持喇叭振臂高呼。这绝不是鲁迅先生的退缩和妥协，这种斗争方式的选择是为了持久的战斗。
对于一个以笔作刀枪的文学家来说，面对恐怖不低头，勇敢地走上街头是一种选择，适当地选择示弱，不像三国战将许褚那样，赤膀上阵，而是站在壕堑内坚持战斗，也是智慧的选择。
在特定的环境下，示弱不是懦弱，而是灵魂的坚守，示弱不是倒下，也不是投降，而是更好的站立，持久地抗争。
人生不会风平浪静，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面对重重压力，适当地选择示弱，才会走的更远。
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选择了示弱，才得以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以笔作刀枪，写下了光焰万丈的伟大作品。假如，他听从了李立三的安排，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想想就中点庆幸，也有点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