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教育始于北京大学，1898年，清政府在北京故宫旁边的景山东街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大学初创阶段，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把读大学当作做官的阶梯。首批录取的大学生，多数是在京的官吏，大学和官场并没有太大差别。学生中常有地位显赫的官员。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体育教官小心翼翼地喊着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也成了早期北京大学的鲜明特色。
1916年，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是晚清翰林，但思想上和封建专制并不保持一致。他提倡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所以在办学方针上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倡导科学与民主。随着蔡元培先生的到来，北大校园吹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的各地的青年学子，都是在封建压迫下长大的，特别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主张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当他们接触到自由思想和文化时，对旧道德、旧文化就会产生厌恶心理，就会萌生叛逆的种子。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觉得应该有担当。他们开始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向往民主和自由，这就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最早的民主种子。
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大学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句话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组建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开始。
蔡元培先生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但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让学生们有选择的余地。例如，胡适、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等人积极维护文言文学，那就让他们同时在学校里授课，让学生自由地去选择。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选择，尊重别人选择的权力，才是民主和自由吧。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方针，有人说是兼容并包，也有人说是古今中外。这些都足以表现他们的治学理念和人文思想。一百多年的北大校史上，在他之外，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号称融会贯通了西方民主的胡适先生，也是稍逊风骚的。但凡人们称赞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在他聘请的大学教授中，第一个有特色的，无一例外的都要说一说辜鸿铭了。
辜鸿铭是福建闽南人，他的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生得人高马大，深眼睛、高鼻梁，头上留了一撮黄头发，这是天然的黄，并不是染的。他又用这天然的一点黄头发编成一条小辫子拖在脑后。虽然是民国了，但脑袋后面后拖一条小辫子的男人就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个满清的遗老遗少。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穿一件枣红色的宁绸大袖方褂，头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北大校园，就是在王府井大街，人们看见这样一位中不中、洋不洋、不伦不类的人物，也会驻足观之，扫上几眼吧。
令人叫绝的是，辜鸿铭雇用的人力车夫，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也是一位背着大辫子的汉子。那时的北大校园，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只有三位，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胡适，还有一位是个洋教授。大多数教授都是乘坐人力黄包车，有半包的、月包的。北大教授的人力车各具特色、争奇斗艳，有六个车灯、两个铃铛的，也有汽车喇叭鸣鸣响的。但辜鸿铭的人力车独树一帜，一个拖着大辫子的车夫，拉着一位拖着小辫子的教授在北大校园里奔跑，那场面一定是很拉风的。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一度西装革履、分头油面，满嘴是自由民主。后来突然风格大变，张口便是专制皇帝。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外语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所以他就随时随地的找机会发泄。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发言。蔡元培校长站起身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就大声说，安静，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说完就很得意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还有一次，五四以后，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还有一个议题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许多话，大家对于挽留蔡校长是没有异议的，可是怎么挽留，先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呢，大家意见不一。这时，辜鸿铭走上讲台说，他赞成挽留蔡校长，因为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也就没有人再和他抬杠。
一个拖着小辫子的大学教授，满嘴是皇帝专制，却在北大校园里晃来荡去，怡然自得，这种兼容并包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才会有。如今苍狗白云，时光飞逝，我们只能像白头宫女闲说玄宗一样，趣说一二了。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