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玉堂是郊区的农民，喜欢读书，平日里常常哼几句顺口溜。比如，下地回家一身汗，看着电视吃着饭，过去三餐红薯面，如今吃的白米饭。左右邻居听着怪顺嘴，就叫他南诗人。
南玉堂不答应，他说咱一个种地人，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得啥叫诗文，再说这年头写诗文也不挣钱，你们别再叫我诗人了，听着不带劲，像骂人。
乡亲们管他得劲不得劲，还是叫诗人，老南不答应也不中。老南的儿女反对他弄这劳什子，因为老南两口子在村里开一个小卖店，老伴要洗衣、做饭，还要带孙子，忙不过来，有时就叫老南看一看小店。但老南人在小店心在诗，摇头晃脑只管哼，有时就忘了收钱，只给货，有时该找一毛找了一块。老伴知道后，就骂老南是个狗屁诗人，把老南写的小本子也撕了。
老南老实了几天，认认真真呆在了小卖部里，但没过几天，就原形毕露了，又开始摇头晃脑乱哼诗。老伴骂他是个神经病，中邪了，要打120，送他去精神病院。结果被儿女劝下了。家里人见他是真爱这东西，又阻止不了，想了想弄这总比赌博打牌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去了。
南玉堂在村里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村里有个黑板报，他的诗常常写在上面。乡文化工作站知道了这事，认定这是个文化典型，就把他写的诗，拿到乡广播站去朗诵，请的朗诵者是乡中学漂亮的女教师，南玉堂在十里八村出名了，乡文化工作站还把他叫做乡土诗人。
南玉堂逢人就说，他的梦想实现了，上了乡广播站，他这一辈子值了。种了一辈子地，打了一辈子土坷垃，老了还成了乡村诗人。从此，他写诗的劲头更大了。过年的时候，外甥一家人来给他拜年，他直顾摇头晃脑乱哼诗，外甥和他招呼，他也不吭一声，气得老伴骂他是个六亲不认的主，就认自家的破诗。南玉堂说，不是架子大，也不是不欢迎。而是正在哼一首咏春诗，一说话就断线了，所以就没打招呼。大家听了就当作笑话，哈哈一笑就拉倒了。
我在郊区采风时，乡长向我介绍了南玉堂，一身旧西装，不打领带，很憨厚的样子。很谦虚的让我看了他写的诗，抄在方格稿纸上，订了一大本，大约有上千首。抄的很工整，没有长诗，大多是几十行的，有些像顺口溜，但又不是老干部体。都是有感而发，日常所见，米油盐之类的分行大白话。用某些评论家的话说，格局不大，视野不宽，虽然够不上时代晴雨表，愤怒呐喊的号角，为民鼓与呼的黄钟大吕，但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毕竟是升斗小民真情流露的文字，喜怒哀乐尽在其中。
我问南玉党外国诗读过没有，他说普希金的，在课本上读的。又问他喜欢中国古典诗不，他说喜欢李白的，张口就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又问他眼下流行的当代诗歌读过没有。他说，看不懂，也不看，像瞎子算卦，东拉西扯，胡言乱语，没意思。他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诗歌如果不能有点道义担当，不会，也不能反应民众心声，那就只能沦为胡说八道的勾当。
南玉堂天真如孩童，纯净如处子，写诗只是他的爱好，并无半点功利之心。我说，他应该申请参加作家协会。他说，不不，不想凑那热闹。他说，没必要，自己高兴就中。这就叫人肃然起敬了。爱诗写诗并不把它当作敲门砖，向上爬，谋取名利的工具，也不是向人夸耀的财富，而是抒发自我的一种喜悦，一种净化灵魂的过程。
我深深的感叹了，为一个普通农民全身心投入诗歌中的模样所感动。一个人无论是种大田还是写代码，无论是扫大街还是开宝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名利所困扰。自己就是最大的理由，不苟且，不应付，不模糊，有梦想。把自己正在奔跑的方向和人们呼吸吐纳的地方对接，这就是尊严的来处，也就是心中的诗歌吧，我为南玉堂点一个赞。
